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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反面ldquo莆田系rdquo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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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面前,神鬼殊途。

医院是人民的守护神,人民很感激。医院连发热门诊都没得,还要和某会捣鬼,将1.8万只口罩“自捐自用”……拿全国人民当猴耍,不扒皮都对不起它。

一扒发现,又是“莆田系”!

这就得说道说道了。疫情反面的“莆田系”,在中国像一个谜,宗族式兴起,病毒式扩张,华美的外衣底下,爬满了虱子。

一、

年12月,海风微凉,一个叫陈德良的男孩,在福建莆田秀屿区东庄镇出生。

当时这里很穷。陈德良家更穷,孩子多养不起,他很小就被送给人当童养“婿”。多亏后来有了人民公社,大家都吃大锅饭,勉强可以混个温饱。

年,一个叫詹国团的少年,也在莆田呱呱坠地。多年后,他将成为陈德良的得意弟子。

14岁的陈德良,这一年则进了生产队,算半个劳力挣工分,主要工作是养兔子和养羊。后来长成了青年,陈德良就承担起养家的重担。

陈德良没什么特长,但有一个优点,喜欢拜师。他拜了不少师傅,学了不少手艺,像磨剪刀、补锅、配钥匙……都能鼓捣几下,于是在手艺加持下,生活逐渐得到改善。

年的一个夜晚,陈德良26岁时,东庄镇来了一位广东来的“耍把戏”师傅。

师傅外号“洪蝴蝶”,长相不详,只见他点了个电灯,接着变魔术,打拳,耍猴子,村民们聚拢围观,他便趁机兜售些治跌打损伤的膏药。

陈德良也在围观人群中,他眼看着洪师傅把一沓沓的零钱钞票装进了口袋,心想这特么比磨剪刀补锅什么的赚钱多了,不行,我要学这个。

于是拜师。

三年后,29岁的陈德良,跟着洪师傅耍猴卖艺卖膏药,已经走了许多地方,本事学到不少,钱却没赚下几个。因为钱都进师傅口袋了,自己跟着只能喝点汤。

陈德良便决定自立门户。

没想到他刚单干不久,忽然就迎来了一个机遇。

当时有一种叫“疥疮”的传染病,全国频发。特别是在福建等沿海湿热地带,得这种病的人很多,症状是剧烈痛痒,越挠越痒,即使擦了药水依然很快复发,患者苦不堪言。

陈德良灵机一动,用每瓶一两毛钱的成本,自创偏方:“用毫升水兑5毫升水银,再加一点硝酸”,药膏制成后,每瓶卖一两块。

就这样歪打正着,患者使用后纷纷叫好,很快一传十、十传百,找他治病的人越来越多。

陈德良名声越来越大,每天净赚三四百,有时一天的收入,比一个科级干部一年都赚得多。于是他干脆利索地,成了东庄镇“从医致富第一人”。

二、

好像没费什么劲,陈德良就发财了。一些亲朋故旧看了眼馋,纷纷找上门来:师傅,收我!

这里边,就有前面提到的詹国团。此时他年纪最小,日后却是“莆田系”崛起的重要人物。

詹国团据说是陈德良的侄子,但是两人姓却不同,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的侄子,不得而知。

年,詹国团刚1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只好放弃学业,过早承担起家庭重担,为了填饱肚子,几乎什么都干。当他看到陈德良这么轻松就能发财时,就下定决心要跟他混。

陈德良一共收徒8人,年纪小的除了詹国团,还有邻居陈金秀、朋友之子林志忠。其余五人则和陈德良差不多大,都是已有家室,迫于生计才拜他为师,随他闯荡。

“陈家班”组建后跑到年代,改革开放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机遇再次袭来。

那个时代,医疗事业还很落后,医学人才尤其匮乏,当地卫生部门为了救急,就响应国家政策办了个函授班。

陈德良是人精,听到消息立马报名,很快拿到了结业证书。有了结业证书,又趁势拿到了《莆田爱国卫生学会许可证》。有了这个证,以后在当地行医,便是合法合规的了。

于是摇身一变,“狗皮膏药”经过包装,成了“国字号良药”。陈德良鸟枪换炮,江湖地位节节高升,从此便不卖艺只卖药,不耍猴子只坐诊。

几年时间,南至海南岛,北到哈尔滨,“陈家班”几乎跑遍了全中国。

每到一地,便在火车站附近的旅馆租两间房,一间坐诊,一间开药。安顿好后,全体出发,去周围的电线杆上贴小广告。

火车站人流量大,当时全国得疥疮的人也多,陈德良凭借那个“偏方”赚了不少,名气渐大。

后来,连一些听都没听过的皮肤病,也来找陈德良治,但他一窍不通,可是又不想放弃送上门来的“生意”,便先虚与委蛇,让患者照常使用疥疮“偏方”。

暗中却派人去新华书店查医书,按照医书所载配方,医院抓药,加价,转手再卖给患者。为了见效快,陈德良还会在书中的配方基础上,多加药量。

这种不懂装懂,临时抱佛脚,中间商赚差价,拿患者当小白鼠的做法,很可耻,还耽误病情。

更可耻的是,有了这种伎俩,陈德良自以为得计,此后依法炮制,甚至打出了“包治百病”的小广告。

结果往往是,患者把钱花完了,病却没治好,当家属愤怒地去找他们理论时,陈德良早已带着鼓鼓的钱包,转战下一站去了。

自此,陈德良行医以忽悠为主,制药为辅,多次叮嘱徒弟们在他坐诊时,务必认真观察,好好学习“忽悠大法”。

在那个时候,年龄最小的詹国团,便在8位师兄弟中表现突出,深得师傅真传。

三、

不久之后,詹国团也如陈德良一般,翅膀一硬,就自立门户,拉起了一支自己的游医队伍。

最开始,他模式照搬,还是火车站附近,租旅馆,电线杆贴广告……这时还遇上了刘永好。刘当时也在火车站卖饲料,两帮人经常会碰上,冥冥之中,为以后的跨界合作埋下了伏笔。

然而很快,詹国团发现情况不对。

时代变了,信息发达了,受骗的人多了,老一套行不通了。

有一天,詹国团在小饭店吃饭,偶然发现电视上,电视剧里也开始插播广告,他眼睛一亮,差点咬掉舌头。

詹国团判断,师傅陈德良贴电线杆广告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新的时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必须拓展新的平台,他认为,这平台就是电视。

电视那时在中国方兴未艾,老百姓信任度高,因此价格也不便宜,一条广告要价上千,相当于詹国团半个月收入。而且电视台收了钱,还不保证效果,一般人都不敢随便投放。

但詹国团初生牛犊不畏虎,别人不敢投,我敢。

于是,詹国团的第一支电视广告,便在连云港电视台播出了。事实证明,效果好得不得了,原本稀稀拉拉的看病队伍,很快排起了长龙,看都看不过来。

尝到甜头的詹国团决定扩大规模,招兵买马组建了好几支游医队伍,业务也扩展到更多疑难杂症,比如什么鼻炎、狐臭、风湿……广告又是“包治百病”。

此外,詹国团还把手伸到了“梅毒”“淋病”“尖锐湿疣”之类性病领域。他认为这类患者,一医院,只要打出“祖传秘方”的牌子,价格再低一点,保准蜂拥而至。

心理分析倒是不错,然而这群游医,既不懂医,也不懂药,怎么治?

办法还是那套,只要有人上门,一律诊断为“有病”,然后先卖“祖传秘方”,再去书店查书,照书上的配方抓药再卖,差不多的病症都用一种药方。

这些药物多是按斤买的,一斤几毛或几块都有,卖到患者手上则从几十到几百不等。如此暴利,很快吸引了大批莆田老乡加入。

于是,陈德良的弟子们也开始收徒,“亲戚带朋友,师傅带徒弟”的“莆田系”游医队伍,逐渐在全国开枝散叶。

然而这个时候,行医执照虽可用钱搞定,卫生许可证却不好办。没有卫生许可证就是游医,不合法,被当地部门驱逐是家常便饭。

于是“打一枪换一地”成为常见游击战术,这样治不好的病人也不用负责了,一举多得。

这样的游医经历,虽不光彩,但对莆田人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为他们完成了原始积累。其次,客观上也使得这些人,对全国各地的医疗状况摸了个底,为将来形成规模庞大的“莆田系”打下了基础。

四、

80年代中期,随着受骗群众增加,游医引起了国家注意,监管严厉,于是如何解决合法化的问题,成了第一要务。

此时又是詹国团,医院改革契机,跑回莆田注册公司,通过中间人牵线,医院签合同,率先搞起了“科室承包”的合作。

所谓“科室承包”,医院的牌子、场地和设备,但科室独立运作,医生薪水由詹国团付,医院交纳一笔管理费。

詹国团开始承包的是皮肤科。因为这科不赚钱,医院正急于甩掉这“包袱”,詹国团呢,这是他老本行,轻车熟路,治疗简单,无须动手术,不需高科技设备,没什么风险。

医院为了扭亏为赢,詹国团图的是金字招牌,双方一拍即合,皆大欢喜。

接手以后,詹国团完全把这“院中院”的科室做成了一门生意。

他先找电视台、报社等各种媒体,大打广告:医院,从北京请来了某某著名专家、教授,从国外进口了某某先进设备……

然后要求所有医生都背KPI,看病时夸大病情,吓唬患者,力推明目繁多、费用昂贵的康复理疗,甚至请医托唱双簧,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为了让患者乖乖掏钱。

有部分医生良心未泯,不愿配合的,都被扣发奖金、开除走人了。

后来,逐渐有患者发现上当,从此便不再来。然而,中国人这么多,韭菜是割不完的。

年代,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失足妇女”多起来,性病市场急剧扩大,詹国团便把性病、妇科等也以承包制的形式盘了下来。

还是那一套,能不能治不管,先把广告打出去,反正这种病是隐私,治不好也少有人对外说。詹国团正是这样,抓住人性弱点,从中大赚特赚。

詹国团的成功,很快被复制,全国各地都陆续出现了,以“莆田系”游医为主力的“院中院”承包合作。

此后,詹国团发现医院经费有限,CT、彩超等非常短缺,医院搞起了设备合作。他出钱买设备,订8年合同,前4年二八分成,后4年四六分成,8医院。

很快,成本就收回了。

年,26岁的詹国团索性跟中科院合作,联合开发医疗设备,医院投资,一部分卖给外面。一台成本三五万的设备,市场价可以卖到二十几万,詹国团赚得盆满钵满。

同年,40岁的“祖师爷”陈德良却遭遇了一场车祸,不得不回东山镇养伤。后来他再复出时,江湖已不是那个江湖。

陈德良的徒子徒孙们,遍地开花,但早已不再卖膏药,他们直接进军医院搞承包、卖设备,依托“传、帮、带”的宗族枢纽,逐渐形成了从业人数与财富累积,都呈几何式增长的“莆田系”民营医疗势力。

而他的开山弟子陈金秀、林志忠都发展得不错,侄子詹国团则更是以千万身家成为“莆田系”代表人物。就连年纪尚轻的徒孙辈,也出了个叫黄德峰的狠角色。

五、

年,黄德峰在北京卖设备。

他卖的是一款号称能粉碎结石的微波治疗仪,利润可观,但不好销。最后卯足了劲,终于卖了两台,赚了好几十万。

从此黄德峰开始搞事业,在“莆田系”前辈指点下,先从科室承包入手,关系加钱,医院。

等科室承包搞大以后,黄德峰也和此时许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莆田系”们一样,进一步玩起了“蛇吞象”的操作,医院都承包下来,升级到“医院托管”。

那时候,医院员工少、病床少、经营差,但又承担着当地百姓最基础的医疗保障任务,不能倒闭,急于甩包袱。“莆田系”们便会看准机会,将医院托管至麾下。

一般每年上交5%-10%医院,重点发展利润高的科室,砍掉技术要求高、医疗风险大的科室。如果做成了就扩展运营,如果搞砸了,医院再搞。

借着医院的遮羞布,“莆田系”们开始了疯狂攫金的进程,通过医托掌握病人的收入情况,看人下菜单,制定收费方案,一时间,就医状况乱象丛生。

比如,青霉素被包装成顶级进口药物,以几千倍利润卖出。

比如,“发明”某种“微创手术”,拿器械刀一划一缝,告诉患者病灶已除,其实啥都没做。

比如,明知治不了的病人,也让先住院,“设法消灭掉”几千元押金后,再找理由让病人出院。

……

医院托管制,导致一些眼科、内科等高风险科室,投入停滞,几近名存实亡。但这些社会问题,都未能阻止“莆田系”不断伸长的魔爪。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詹国团一人在全国“托管”的医院,已有近百家。他还把总部迁到上海,并在香港设立了海外总部(可以通过它抵税),扩张步伐非常强势。

就在此时,詹国团却被一个狠人盯上了。

六、

这个狠人就是王海,90年代名噪一时的“打假英雄”。

90年代末,性病诊所兴起。其中鱼龙混杂,过度治疗,天价治疗,没病当有病,有病当重病的多不胜举。经常有些常规药物,还被黑心诊所换个包装,就当成“祖传秘方”来卖。

这样的事情多了,民众投诉也多,不但有关部门整治,王海也盯上了。

年,王海调查发现,当时中国多数性病游医均来自同一个地方:莆田东庄镇。

经过“打假英雄”的推波助澜,年,莆田东庄镇终于引发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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