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作为一个系列访谈，经济百谈所汇集了经济学诺奖得主，声誉卓著的知名学者，以及在经济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相较之下，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铮的名字并不为大众熟悉，作为年轻学者，他在宏观经济领域取得的成绩很早就为业界瞩目。38岁时，他的论文“GrowingLikeChina”斩获年中国经济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可以说是该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任职于香港之前，他在芝加哥布斯商学院任教。
经济百谈邀请经济与金融的领军人物，呈现政经济的热点分析，市场投资的趋势与方法，也会介绍最前沿和新锐的经济与科技研究。
在这里，遇见思想，遇见一座高峰；理解经济，理解向何处前行。
这是一场多年未曾出现的喧嚣。
“国进民退”、“私营经济地位”这个严肃的经济话题，一度超越了所有娱乐和社会头条，引发了全民大讨论，扰动上下。直到国家领导人出面多次讲话，为此定音：“我们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毫不动摇地支持、保护、扶持民营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是奔腾时代，也是暗涌潜流。
中国经济过去40年实现了成功增长，现在正式注册多万家企业中，95%是私营企业，宋铮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特惠经济制度，许多研究中从国家的角度，呈现了政府如何帮助经济，同时人们也需要理解：在市场和制度并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个人创办自己的企业到哪去找钱？私企和国企存在着什么样的共生关系？
我们只有回首时能看得清楚，向前时才能看得明白。
宋铮认为，中国经济以企业为基础形成了“经济集团化”，他用这些经济集团的注册资格和股东结构等大数据，勾画出来一张由国企和民企构成的“经济宇宙”，“经济宇宙”的“星际云图”，分成了第一星际和第二星际。（如图一）
图一
国家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企业都在这个云图中相互关联，造就了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一个经济宇宙。
在第一星系中，最核心的是国有企业。有70万家，以大约只占中国万企业中的4%，但囊括整个中国经济的一半。图中用点的大小表示企业的大小，越靠近星系中央的企业越是大的企业。用颜色反映资金成本，越是暖色调的颜色表示这个企业能够用比较低的价格获得资金。
离开星系的核心向外扩展，在中星系的中间开始出现的混合所有制，这些企业变得小一点，面临的资本价格高一点。在星系的最外侧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但他们和国有经济都有紧密联系。
图二
而第二星系是通过自然人持股关联起来的网络，有万家企业，是中国万家企业的十分之一多一点，似乎全部是非国有企业。第二星系和第一星系有很多的相似性，除了没有国有企业之外，越靠近星系的中心，企业越大，越靠近星系的中心，资本价格越低。
这两个星系并不是完全分割的，有一些企业是同时在第一星系，也在第二个星系，那些在第一星系边缘的企业——民营企业，恰好是在第二星系的中心，通过这样的一个关联大致可以看到，资源是怎么由国有向私营经济实现配制的。
以国家为中心主导的经济集团化取得了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也同时产生了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有哪些影响？需要防范什么样的风险？都值得警醒和进一步思考。
经历两次星系大爆炸后，民企要发展，只能去搞定地方老大
路琰：中国有多少个这样的经济集团形成的星际？
宋铮：在年大概有多个，大部分是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集群，从0年到年集群的数量并没有变化太多，0年就个，到现在个，但是集群里面的企业增长非常非常快，0年每个集群是个企业，现在是家。
路琰：他们是如何形成的？
宋铮：那就要回顾中国经济的宇宙是怎么演变过来。20年前第一星系非常小，第二星系几乎不存在，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在里面。在年年时，相互关联的国有经济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这幅图到5年，第一星系的规模就已经到整个经济的50%了，（图二）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民营经济的网络，第二星系在05年的时候还是非常弱小，只有2%。十年后，中国经济宇宙迅速膨胀，企业从20多年前不到万家，增加到万家。原来的中国经济是比较分散的，企业和企业之间没有那么多的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星系从10%的规模上升到0年初的46%，第一星系的大爆炸是在朱镕基时代完成的，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第一星系的大爆炸。
第二星系大爆炸，是在0年之后出现的，关联民营经济的出现是在这时候，整个民营经济在迅速的成长，但是第二星系占整个经济的比例依然在0年之后出现了巨大的增长，从零到10%以上，实现了民营经济腾飞。在大爆炸当中他们有关联的企业的比例在急剧的上升，这个大爆炸背后，它的第一推动力不是单个民营企业的进入，而是有关联的民营企业的进入，这才是整个理解0年以后民营企业大爆炸的关键。而且，这里仅仅是我们观测到的股权相关的，有可能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关联我们是观测不到的，这只是一个低估的情况。
路琰：这种经济集团的存在实现了经济增长，那他们的好处在哪里？
宋铮：中国很多的企业都是附着于那些大的集群，这缓解了两个巨大的问题：产权保护和市场缺失。
比如第一星系的核心就是央企和省一级国资委控制的大型企业。星系的大小与核心企业大小有关，就像引力一样，太阳系的大小由太阳系里面最大那个家伙的质量来决定。
这个星系虽然是以国企为中心，但是绝对不是完全被国企控制。我们在研究中用了四川某大型集团为例子，（图三）这边是他的主营业务，所有的灰色的点都是他独资的子公司，红点是他跟国企合营的机构，灰点大都在四川省内，这些红点全都在四川省外，四川是他们的根据地，在四川建企业，他们不会与国有企业合资，但当他们想到外地开拓业务，就要和当地国企合作，并且这个国企不会是大企业。这家企业开拓的新业务员，有房产、铝业、新能源等，每开拓一个业务，去一个新的地方，新的行业，他就找一个国有企业合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合资企业对他的业务有控制，这只是一个桥梁而已。
图三
这些私营企业通过和国有企业的关联，他们自己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和经济资源，并且产生了很多纯粹的私营经济。
通过这样的关联，实现了资源从国有经济向私营经济的配制，即便没有市场它都可以完成这个过程。那些找不到钱的企业，就去找这些集团，你想像一下天体里面那些小碎片，会被哪个星系所捕获，一个取决于他与各个的星系距离，一个取决于各个星系的大小。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找到保护他的母体。
路琰：我理解您的研究中，企业跨区域发展时都会去先搞定当地老大？
宋铮：只要你搞定地方老大，你可以干任何的事。但是你想扩展到其他地区的话，你需要再认识另外一个地方的老大，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地区分散程度在各个集群当中差异很大。
路琰：您在研究中描述了以国家政府为中心的经济集群，这样的集群在其他国家中也有类似情况，是哪些国家？和中国有什么差异？
宋铮：我们分析了德国所有两百多万家企业的股权数据，发现他们也有第一和第二星系，但相对规模都要比中国小，大约小三分之一。此外，德国经济集群的中心是大型金融机构（比如大银行），而中国经济集群的中心是大型国有企业。
过去有一些研究分析韩国日本的经济集群。一个重要发现是韩国一些大财团利用非常复杂的股权结构来加强对关联企业的控制权。比如三星集团，核心家族实际持有的股份只有1%，却掌握把对集团各个企业的控制权。中国的经济集群不存在这种情况。国有企业虽然在集群中心，但股权关联并不用于增加国有企业对其他关联企业的控制权。其实，中国经济集群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的，即非国有企业主动联系国有企业，向其寻求帮助，而非国有企业策略性地持股非国有企业。
一旦核心企业出问题，系统性风险最快只需要3次传导就影响全局
路琰：除了好处，这种集群的缺点和风险是什么？
宋铮：一个企业为什么会被吸入某一个集团，而不是另外一个集团？你认识地方的老大，和你不认识这个地方的老大，两个企业同样有效率，一个企业就能进入这个集团，另外一个企业就不能进入这个集团。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以国家为核心的集团化的经济，会有它自己的问题，没有市场，资源分配并不一定是最有效。中国和美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是可以通过集群化来解决的，需要深化制度改革来解决。
我们既要看到过去的成绩，也要警惕未来的风险。集群化带来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就是系统性风险的急剧上升。我们注意到，根据一个企业在一个星系里的位置，如果这个企业破产，它通过大概需要多少轮的传播会给宏观经济造成影响，也就是系统性风险要多长时间显现出来。
路琰：央行在今年金融稳定报告中警示了一个突出的风险，就是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逐步控制多家、多类金融机构，如明天系、海航集团、复星国际、恒大集团等，其中的一些大型企业可能也在您的研究范围内，如果这样的企业出问题，他的传导速度有多快？
宋铮：我们仅以股权传导为例子，以某非常知名的大型民营保险集团为例，他的核心业务是人寿和保险，围绕这个核心业务建构了多层结构，他和一家国有大型石油公司并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但是通过一家商业银行，两家企业就实现了间接的关联。（如下图四所示）
图四
如果像这样的集团出了问题，假如他的人寿业务出问题，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只需要6-7轮传导，就可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四分之一。因为它在整个星系里面处于比较靠中心的位置，所以它有可能产生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影响整个经济。
如果只是普通企业，大约要传到20-30轮才能够产生相同的影响。并且这家保险公司并不是最快的，他只是一家民营企业，有些公司只需要3-4轮就影响到全局。
过去几年技术进步和生产创新的增长几乎为0，今后的刺激政策不再有效
路琰：也就是说，在这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集团中，企业关联程度越紧密，或者这个集团的星云图越大，系统性风险传导得越快。那在没有系统性风险发生时，它有什么弊端吗？
宋铮：会导致资源错配不断加剧。以著名的4万亿刺激政策为例。西方人觉得非常成功，这些钱投下去以后马上经济就起来了，他们想知道原因，其实很简单。西方的调控用市场来完成，中国是用看得见的手，它表现形式就是经济集团。上面给指令，国有企业去执行，直接在以他为中心的集团中很快出结果，这个集团有多大？占了整个经济的三分之二。为什么我们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个背后的微观基础就是我们以国家为中心的集群化。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通过刺激会导致错配的加剧，中长期经济增长就疲软，如果再刺激就会再错配，导致再疲软。
我们以前一直说中国经济是一个投资型的经济，其实08年4万亿之前不是这样，技术进步和生产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大概是40%，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价值创造，他们从哪里来？一方面是大量的私营企业的进入，另外一方面就是资源的再配制。但最近的5、6年里面，反应技术进步和生产创新的指标增长基本为0。
中国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一直到08年之前都很好，去掉资本折旧和税收，大约是15%，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高的。现在回报率在5%左右，跟美国差不多，从全球资本配制角度来讲，即便你不看在中国有可能出现的风险，他们也不一定把钱愿意投到中国来。
路琰：那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增加自己投资的吸引力？
宋铮：也应该看到中国地区差异很大，上海广东的投资回报率依然很高15%以上，中国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也不低，向非国有和外国资本开放目前准人困难的行业，对他们和国有企业提供同等的支持，应该就可以取得很大进展。同时仍然要强调：改革不深入、市场依然不完善的话，经济集群只会越来越大，经济发展初期时这种集群对资源配置有积极作用，但今后继续通过企业关联配置资源，对经济增长可能不利。
*本文研究数据照片由宋铮教授提供，特别鸣谢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引荐本次访谈人选，更多学术观点可移步基金会专栏阅读。
